1.歷史早期的杭州還是海潮出沒的沙洲遠古時期，今杭州西湖以東地區(qū)，是一片潮汐出沒、土地斥鹵的茫茫海灘，在西湖西北廣闊的沖積平原上，則是原始居民棲息繁衍的地方。1935年，在杭州城西北二十多公里的良渚，發(fā)現(xiàn)有約當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到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遺址。考古學(xué)家從中發(fā)掘出斧、■、刀、戈、鐮、鏟、鏃等石器工具，以及壺、豆、盤、簋等造形規(guī)整、質(zhì)地勻凈光澤的黑色陶器，考古學(xué)上稱它為“良渚文化”。以后，在良渚以西半山附近的水田畈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碳化的稻谷凝塊，在比良渚更接近市區(qū)的老和山麓，解放前后又發(fā)現(xiàn)堆積有紅燒土、灰燼、獸骨燼和陶器殘片的五座灶基，以及大量石器、玉器①。以上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反映了在距今五千年前后，杭州的原始居民在老和山麓及其迤西一帶居住和從事生產(chǎn)活動的情況。先秦時期，今杭州市區(qū)仍是海潮出沒的沙洲，當時屬于吳、越的領(lǐng)地。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楚滅越后，又成了楚國的屬地。2.秦代的錢唐縣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在吳、越舊地設(shè)置了會稽郡（治吳縣，今蘇州）。漢會稽郡統(tǒng)轄二十六縣，其中之一的錢唐縣是杭州歷史上最早的建置。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南巡會稽時，“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②。浙江即錢塘江，由于當時西湖仍與江、海相通，和煙波浩淼的錢塘江連成一片，波濤洶涌，只好再溯江西行一百二十里到今富陽境內(nèi)江面較狹處過渡去紹興。相傳在今寶石山下，還有“秦始皇纜船石”的遺跡，元人陶宗儀記載此事云：“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纜石。蓋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為風(fēng)浪所阻，故泊舟此處”③。又據(jù)傳說，今將臺山為當年秦始皇因渡江而登山了望的地方，故名“秦望山”。以上說明秦時錢唐縣附近的浙江水面頗為遼闊。關(guān)于錢唐縣的地理位置，最早見于記載的為南朝劉宋元嘉年間（424—453年）曾任錢唐縣令的劉道真所著《錢唐記》：“昔一境逼近江流，縣在靈隱山下，至今基址猶在”①。其后，北魏酈道元為《水經(jīng)》作注亦云：“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②。他們所說的位于靈隱山下的錢唐廢址或錢唐故縣，當指六百多年前秦代初建縣的遺址。今西湖群山中并無名靈隱山者，但北高峰東南的靈隱寺建于東晉咸和元年（326年），在劉道真撰寫的《錢唐記》之前，根據(jù)以山名寺的慣例，可以推斷其時靈隱山可能即今靈隱寺所在。又秦時武林灣（西湖的前身）深入今西湖以西，近北高峰東麓，這與縣治“在靈隱山下”，縣境“逼近江流”也是符合的。西漢時，錢唐縣一度成為會稽郡西部都尉治所。漢武帝元狩年間（前122—前117年），更上升為會稽郡治。王莽時（9—23年），更名泉亭縣③。東漢光武時，又恢復(fù)錢唐故名④。據(jù)《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錢唐縣下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武林山指西湖群山，其時發(fā)源于西湖群山的諸水（武林水），入海而不入湖，可見西漢時期武林灣仍與海相通，杭州地區(qū)尚未成陸。3.西湖的形成與杭州市區(qū)的成陸劉道真《錢唐記》云：“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⑤。華信為東漢時會稽郡的地方官，劉道真追述他所創(chuàng)建的海塘“在縣東一里許”，說明了當時錢塘縣治已從靈隱山下向東遷徙到距江邊或海邊約一里處。《錢唐記》又云：“明圣湖在縣南二百步，縣西有石姥山”⑥。按明圣湖即西湖，石姥山即寶石山，說明東漢時錢唐縣治乃遷于西湖北面寶石山的東麓今武林門內(nèi)。華信在縣東一里許所修建的海塘，約當今杭州市區(qū)中河一線。自華信修筑錢塘后，原武林灣終于與海隔絕，西湖由此形成。杭州城區(qū)的成陸亦自此始。以后，隨著錢塘江口泥沙的淤積而不斷向東擴展。4.六朝后期錢唐縣上升為郡六朝時期，錢唐縣因有山川湖澤之利，北人南遷有不少在此定居。南朝蕭齊永明四年（486年），桐廬縣唐寓之領(lǐng)導(dǎo)的起義軍攻占錢唐縣時，由“抑（柳）浦登岸，焚郭邑”①。柳浦位于鳳凰山下的錢塘江岸，為南北往來的重要渡口。說明錢唐縣城以南新淤漲的大片地區(qū)已得到開發(fā)。唐寓之在錢唐縣建都稱帝，“以新城戍為天子宮，縣廨為太子宮”②。當時錢唐縣已建有城郭，約當今杭州市區(qū)西北部中山北路與環(huán)城西路之間，范圍雖較狹小，但已粗具規(guī)模。其后，梁太清三年（549年），即改錢唐縣為臨江郡，陳時改置錢唐郡，從此上升為郡一級的治所③。二、隋、唐時的杭州1.隋代的杭州城與余杭郡隋初廢郡存州縣，開皇九年（589年）平陳，錢唐郡改州時，移置余杭縣，因名杭州，杭州之名始見于此④，錢唐縣成為杭州的屬縣。次年（590年），又移居錢唐城。十一年（591年），隋文帝派楊素平定杭州楊寶英的叛亂后，“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⑤，即由鳳凰山東麓逶迤而北。其范圍大約東至鹽橋河以西（今中山中路），西瀕西湖東岸（今湖濱路、南山路），北及錢唐門（今六公園附近）。城垣南北狹長，“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⑥，當時鑒于吳山逼臨江滸，而隔其山于城外①，因而東墻在吳山地段呈向內(nèi)凹進的弧形。楊素筑州城于柳浦后，錢唐從此成為地當交通要沖的大縣，并上升為州的治所，這也是杭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的州城。隋煬帝即位后，復(fù)改州為郡。大業(yè)三年（607年），改杭州為余杭郡，錢唐又成了余杭郡的屬縣。隋煬帝開鑿以洛陽為中心的運河網(wǎng)，杭州成為江南運河的終點，東南交通的樞紐，其地位起了顯著的變化。所謂“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并湊”②，為日后杭州的繁榮奠定了基礎(chǔ)。2.唐代杭州六井的開鑿與西湖的整治唐太宋貞觀初（627年），杭州屬江南道。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改為江南東道。肅宗時（756—762年），在杭州設(shè)置了江東防御使。唐末昭宗時（888—904年），又升杭州為大都督府。唐時的杭州，隨著江南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開始繁榮。唐政府對杭州地區(qū)的水利建設(shè)極為重視。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在海鹽重筑海塘六十二公里，以抗御海潮對杭城的沖擊。代宗年間（762—779年），杭州刺史李泌為解決杭州因成陸未久，地近江海“水泉咸苦”，不宜飲用的困難，在城內(nèi)開鑿六井：相國井（今解放路井亭橋西，因李泌后升任宰相，后人稱它為相國井）、西井（今延安路南口）、金牛井（在西井西北）、方井（俗稱四眼井，在金牛井西北）、白龜井（在今龍翔橋之西）、小方井（俗稱六眼井，在今小車橋附近）③。這六處水井，都不是穿地而成，而是用“開陰竇”的方法，即在涌金門至錢唐門之間，沿湖分置水閘，掘地為溝，用竹管引湖水入井。所謂“井”，也就是容積較大的地下蓄水池。因為井水引自西湖，西湖的水源出自山泉，水質(zhì)很好，從而保證了城市居民的飲水需要，從此，“民足于水，井邑日富”①。長慶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對李泌所修六井作了疏浚，并在錢塘門外石函橋附近（今少年宮一帶），修筑了一條湖堤，以增加西湖蓄水，進一步保證了六井的水源。六井的修建和西湖的整治，為城市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杭州經(jīng)濟日漸繁榮，人口也迅速增加。據(jù)《乾道臨安志》記載：“自陳置錢唐郡，隋廢郡為杭州，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唐貞觀中，戶三萬五百七十一，口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九；開元中，戶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在一百多年間，戶口增加了近五倍。當時城北武林門一帶，由于大運河的通航，成為重要的貨物集散地；城東南的江干一帶，成為海外貿(mào)易的碼頭，江中海舶云集，市區(qū)內(nèi)商鋪眾多，所謂“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①，儼然成為東南一大都市。到憲宗時期（806—820年），杭州已是“戶十萬，稅錢五十萬緡②，占全國財政收入一千二百萬緡的二十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