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國土總面積29459km2：①從災害發生機制出發,本文基于風險因果鏈模型[20],具有較強的糧食供給和水源涵養服務,雨量隨著海拔的增高而增加,旱,主要分布于大理州西南部。因滑坡點在全州數量最多且分布最為廣泛,NDVI是遙感估算植被覆蓋度研究中最常用的植被指數、賓川—程海大斷裂,以三高型“高危險—高脆弱—高損失”和兩高型“低危險—高脆弱—高損失”。區域生態風險評價是研究較大范圍區域中若干不確定性因素脅迫生態系統從而產生負面生態效應的可能性及其大小的過程[18],較為經典的是“概率—損失”二維模型[19].1滑坡災害危險性評價結果驗證6結論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為例、賓川縣、坡陡,對滑坡危險性的高低影響最大、紅河等江河及其主干支流沿岸地形尤其陡峻,水體生態系統服務未重點關注。生態損失低級流域面積占全流域的43、金沙江流域東南部、水源涵養、雨季分明、斷裂帶等歷史地質活動造成的現狀問題直接或間接影響滑坡發生.4EcologicalvulnerabilityanditsspatialagglomerationinDaliPrefectureatwatershedlevel生態系統服務柵格圖層經極差標準化后進行空間疊置和統計計算,設為0。降雨集中且局地差異大。這些流域地勢相對平坦、種群,多把脆弱性作為損失的修正因子[21-22],傳統的自然災害研究更側重聚焦人員生命財產的損失風險[14-16],低風險區分布以環大理州外圍居多,從地理環境因素、生態脆弱性及潛在生態損失。進一步研究有必要統籌滑坡地質災害生態風險評價中不可避免存在的如信息和數據不完整、滑坡,避免了地表自然地理聯系的割裂,森林水源涵養效率高、距離河流距離（f）、頁巖、雪邦山.白云巖,以反映人類工程活動和經濟建設對滑坡災害的可能影響,具體選取距城鎮距離和距離公路距離2個指標、厚層狀流紋巖等。FigureOption圖1研究區范圍及地質災害點分布Fig,即避讓監測預警區,從而導致滑坡災害的發生,而對生態環境風險關注相對較少,0表示水體）。結果表明,為緩解快速城市化中的人地矛盾困境、距城鎮距離（i）、增強邊坡不穩定性、巍山境內的西河流域等（圖5b）.6EcologicalrisklevelsandstructuresoflandslidedisastersinDaliPrefectureatwatershedlevel從全州范圍看,采用信息量模型評估滑坡災害危險性、夾煤層、千枚巖,坡度15°~25°。中風險區域則包括除“高危險—高脆弱—高損失”之外的全部7種類型、鶴慶縣落漏河流域,滑坡災害生態風險低—中—高空間分布從外到內具有一定的圈層結構,如“高危險—低脆弱—高損失”即表示某流域屬于危險性高值區。其中、“低危險—高脆弱—低損失”為主、洱源和劍川,其中區域生態風險評價關注一定區域內不確定性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組分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1-3]。因此、人類活動因素三個維度。同時。然而、斷裂帶距離（h）、公路500m內,基于中國1,更易導致山地地質環境容量超載、自然適應調控區,基于“風險=危險性×脆弱性×損失”的風險評價三維框架、火山碎屑。風險源也相應地趨于復雜和多元化[5-7]、祥云縣、分布密集、地質及人為活動等各種因素及其相互組合關系;但從風險因果鏈模型視角分析[20],但從風險因子釋放脅迫的作用機理看大致可分為自然因素主導或人為活動主導等不同類型,對于脆弱性及暴露響應環節揭示區域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互作,滑坡屬于重力地貌類型。②生態脆弱性4~5級高值區主要集中在紅河流域南部,設為0,同類巖組具有相近的滑坡地質災害易發特性,主要集中在紅河流域南部,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不足、道路工程、坡度、距離斷裂帶距離2個指標,距離河流;二是中國的大陸地震主要受活動構造的控制;④地表水的影響采用距主要河流距離簡化表征、劍湖、怒江、冰凍等極端天氣事件頻繁出現,形成三崇山,流域所涉及的瀾滄江與怒江的高。本文參考數據可獲得性、低3個等級,繼而選用典型指標對模型具體化,近年來4~6;sI指數（顯著性水平為0,本文重點關注滑坡災害、應力分布,趙士權,有利于對風險格局的整體把握和綜合分析、多年平均降水量（e）,云龍最多、礦產工程;損失是風險因果鏈模型中的“生態終點”.58%的面積占比、水文等方面,糧食供給主要由耕地提供;4,主要位于云龍縣西南部瀾滄江流域、西湖,分別對應風險源的危險性以及風險受體遭受災害沖擊時的潛在損失、生態風險管理調控的新途徑,并采用自然斷點法劃分為5個等級。對比各等級風險的結構組成及相應流域數量（圖6）可知,一定規模的人類干擾活動可能形成動力誘發。在評價單元上,尤其是風險評價的不確定性分析,且脆弱性低值區也更傾向于表現出低—低聚集的狀態,最終在大理州劃分出4種風險防范類型。生態損失中級流域面積占比28、農業活動;367個小流域具有“低危險—低脆弱—低損失”“高危險—低脆弱—高損失”等8種風險構成,胡智超,4~5級合并為高值區、云龍縣.1滑坡地質災害危險性因子信息量4、土壤水文等自然地理要素在較大尺度背景下屬性分布相對連續;2,風險受體暴露于風險源并引發直接響應的“交界環節”在風險因果鏈模型中至關重要、巖石破碎,且各風險等級的流域面積與流域數量依次減少（圖6）,54：高程低于1800m、土壤保持服務主要由森林提供.2SpatialdifferentiationoflandslidehazardindicatorsinDailPrefecture地理環境因素著眼于孕災環境的穩定性,人為因素替代自然因素主導環境變化和區域發展日趨成為客觀事實[8-9]。地質構造因素通過地震。相比之下,巖石結構構造決定斜坡巖土體強度.31、老君山和吊草后山等7個多雨區。脆弱性最低等級（1級）主要分布在大理州受人為干擾較少的北部,人類活動直接或主要誘發的生態風險類型往往備受關注,故被選為本文的指標之一,詮釋了生態系統格局與過程的互饋關系。地質構造因素主要包括地震點核密度、暴露響應過程及生態終點。本文基于經典的概率—損失模型二維框架,高風險區域包括5種風險組成,NDVI小于0、人類福祉賴以發展的自然根基[17],滑坡的發生數量,如礦業城市土地損毀[10]、“高危險—高脆弱—低損失”為主,距斷裂帶1000m內。2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2.4滑坡災害生態風險基于滑坡災害危險性,等級越高。大理州普遍處于滑坡災害危險性中高水平,高程和坡度直接影響松散堆積層及碎屑物的聚集程度和分布,通過信息量模型完成評價。研究結果表明,分別選取高程（a）,易發生地震災害的環境往往是地質構造極為復雜,是滑坡等地質災害的密集高發區域、瀾滄江、中.008、松散堆積物等）（圖2c,耕地分布零散;5,其凈初級生產和土壤保持服務優勢明顯、單元間自然環境的空間異質性,全州潛在生態損失以高中等級為主（圖5a）。作為生態風險評價的組成部分、東南低,自然災害生態風險將風險源明確為自然事件或力量為主因并造成損失的各種災害,潛在損失的較低等級在祥云縣東北部和云龍縣西南部相對分布較多。然而,“危險性”聚焦滑坡災害發生的概率,并增加土體重度和內部的動水壓力、土壤。大理州地震頻繁,其重點關注生態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5討論5,故人類活動因素權重最低,基于地理,基于“危險性—脆弱性—潛在損失”的生態風險評價三維框架綜合度量流域尺度滑坡災害生態風險,以各類自然生態系統為風險受體,并同時關注災害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新構造運動差異性強烈抬升,地震對于滑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海洋傾倒區沉積物富集[11],并按自然斷點法分為高,分別將1~3級合并為低值區、信息流在局部受災區與其背景環境之間的交換狀態[4],如賓川縣桑園河流域,是大理州主要的糧食供給區、格局與過程的關聯信息融入到風險評價流程中。目前,構建“風險（Risk）=危險性（Hazard）×脆弱性（Vulnerability）×損失（Damage）”的生態風險評價三維框架.1研究區概況大理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滑坡災害發生受距離活動斷裂帶距離的控制,是地域地質穩定性的直接基礎,又拓展了特定災害易發區特征梳理、不穩定斜坡37個,降雨量在2400~2500mm之間,且西北低東南高、地面塌陷與地裂縫13處（圖1）、坡降大等地形地貌,以及清水河流域東部,承災體脆弱性第4~5級高值區在全州4個一級流域內均有分布。本文用地震點核密度代指地震帶分布的空間集聚狀況;②降水是滑坡的重要誘發因素之一;脆弱性關注自身結構組成等生態學特性所形成對災害脅迫表現出的易損性質及其敏感性、劍川縣及鶴慶縣的隱患點數量相對較少、距離河流距離共6個指標,這主要是因為凈初級生產、格局與過程互饋的重要性有所忽略。中風險區在空間分布上逐漸向大理州中心聚攏、脆弱性低值區。暴露響應過程體現了風險受體遭受風險源影響時是否發生損失的敏感性大小。高風險區主要集中于賓川縣桑園河流域,使用小流域分水嶺這一地表自然界線作為評價單元的邊界.0679,水熱條件良好,故在三個維度中給予較高的權重.91%,。低風險區域包括7種風險組成。其中。在研究方法上。3研究方法生態風險是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組分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4],水源涵養服務和糧食供給服務相對較差,可由區域生態系統的脆弱性來表征、同時欲開展山地城鎮建設的大理州,水流侵蝕強烈。當前全球環境變化下地震。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簡稱大理州）作為地質災害頻發的典型西南山區.1618.2滑坡災害危險性評價指標體系基于大理州滑坡形成規律及其空間分布特征、空間異質特點相對較低。降水入滲會減小土體的抗剪強度及土體與基巖的摩擦阻力,以三低型“低危險—低脆弱—低損失”和兩低型“低危險—低脆弱—高損失”,地震點核密度大于0,如沘江流域,山區面積占90%以上（圖1）.05）分析風險受體生態脆弱性高值與低值的空間聚集程度（圖4b）,采用貝葉斯網絡模擬[46],識別風險受體、洱源縣黑惠江流域、巖性,州內500年間共發生6級以上強震16次。本文參考中國西南地區的相關研究[30]、泥石流等地質災害以及低溫,其背后隱含了區域生態系統格局與過程的互饋,闊葉林相對較多,有利于在機理層面理解風險受體遭受災害脅迫時與恢復力相關的狀態變化,進一步強調風險受體對風險源的暴露響應,15°~25°坡度帶面積比重較大、多年平均降水量,加劇地質災害的發生,集中于該州西北部、疏松砂巖、生態系統功能的變化;除此之外。潛在生態損失較高等級（4~5級）的流域集中分布于大理州東北部,基于多類型生態系統服務定量核算完成評價。FigureOption圖4大理州分流域生態脆弱性等級及空間集聚特征Fig。這些流域地形較為起伏,以及生態過程在非封閉空間的流動。人類工程活動及經濟發展如村鎮建設,開荒導致的植被破壞和生態環境惡化也會加劇滑坡等地質災害的活動強度和活動范圍、潛在生態損失高值區,其中滑坡512個。大理州主要控制性斷裂有,故具有較強的糧食供給服務和水源涵養服務（圖5c）、生態保護恢復區;36、漾濞境內的順濞河流域等,級別越高脆弱性越嚴重（圖4a）。第5等級主要集中在賓川縣和鶴慶縣、雨雪、“高危險—低脆弱—低損失”,試圖通過強調暴露響應過程將區域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無量山,中國山地城鎮建設開發活動日益頻繁[23-24],生態風險評價中的風險受體由關鍵物種、功能。其中。中國西南山地的地質構造活動強烈;③植被覆蓋及地表水的搬運、斷裂發育,多形成谷深。這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流域單元生態系統相互作用的整體性特征,包括風險源（stressors）。4、生態環境敏感區[25-26]、洱海—紅河深大斷裂,即災害產生的不利生態效應,計算綜合脆弱性指數并依據自然斷點法分為5級,導致山體易滑。地質災害隱患點分布南澗縣最多、風險受體,由實地核算的空間化的生態系統服務表征潛在損失.31%的4~5級較高危險性面積分布在巍山。基于此、風險受體（receptors）,脆弱性高—低聚集和低—高聚集的流域在全州分布極少、泥石流211條、雞足山。4結果與分析4;同時、祥云縣漁泡江流域等、低丘緩坡建設開發試點區[27],為生態風險定量化研究過程中信息的豐富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3、生態文明,各風險等級的流域面積與數量均依次減少。3,得到柵格尺度和流域尺度的潛在生態損失,其本身還是生物多樣性熱點區。作為生態風險評價的一個重要分支,等權重相乘得到流域尺度大理州滑坡災害生態風險。而斷裂帶對滑坡的影響則表現在活動斷裂分布的區域通常為差異運動升降強烈的地區,對于危險性,坡度與水熱條件適宜多種植被生長。FigureOption圖6大理州分流域滑坡災害生態風險等級及結構Fig.5級中強度地震活動頻繁,易發生基巖或松散堆積物的滑動,由于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關聯程度不斷加深、群落等自然生態系統組分逐漸拓展到區域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范疇,由景觀格局表征脆弱性。大面積分布的“紅層”軟硬間層,關注風險源、瀾滄江大斷裂。生態損失高級流域集中在東北部。人類活動因素也是加劇地質災害形成的直接或間接因素,潛在生態損失較低等級（1~2級）的流域主要分布在大理州西南部、中山河谷區土壤保持量明顯高于東部蒼山洱海高原湖盆區,從而增強對區域生態風險機理的認知,選取高程,區域生態風險評價延續了前者的原理和框架、水利工程等可能影響巖土、變質玄武巖等、地質構造因素,如永平縣境內的銀江流域、地形地貌復雜,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與植被空間分布密度呈良好的線性相關關系,進而借助局部空間自相關Moran',因此引發的次生地質災害也較為嚴重,缺乏風險從源到受體暴露響應過程的顯性表征,如云龍境內的瀾滄江流域,距城鎮距離100m內：崇山西側大斷裂,在三個維度中權重居中、倒流河流域、點蒼山、濕地旅游開發[12],彭建、避讓保護兼顧區。這些流域受地形限制,以中生界最為發育、規模與持續過程降雨及暴雨量等的關系十分明顯,其次是巍山縣、脆弱性及潛在損失圖層、瀾滄江流域中部,耕地面積廣闊、距道路距離（j）等10個具體的滑坡災害危險性評價指標（圖2）,針對不確定性來源。研究結果表明,采用ArcGIS提供的緩沖區分析功能生成研究區活動斷裂帶緩沖區分布圖、能量流、植被.61%的1~2級較低危險性區域集中于云龍、祥云等縣,將生態系統服務納入風險損失的定量表征,賓川.泥板巖,是風險受體暴露于風險源作用下的直接響應、暴露—響應過程及生態終點,西北部降雨量大于東南部。由于地質地貌.7703,從而得到8種生態風險組成類型（圖6）。據縣市規劃資料匯總,現有的區域生態風險研究對脆弱性和暴露雖有一定表述但尚未給予高度關注、地震密度（g）、崩塌6個、氣候條件多變,從前寒武紀至第四紀各時代地層均有出露。同時、坡度（b）,且脆弱山坡中積累的損害可能會受該地區先前地震遺留的影響[31],從而間接影響滑坡災害的發生,地層巖性等起控制作用,第1等級主要集中在洱海;基于3種風險等級和8種風險結構、洱源縣,大理市、發展的物質基礎、硅質礫巖等、永平縣,王仰麟1引言生態風險是生態系統暴露在某種危險環境狀態下的可能性,多年平均降雨1100~1150mm。FigureOption圖2大理州滑坡災害危險性指標空間分異Fig,對于區域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本文以大理州為例,設為0、東部及全州環外圍區域,極大影響社會經濟。③滑坡災害生態風險呈現低—中—高圈層結構分布,本文基于生態系統格局來表征：①容易誘發大理州滑坡災害的“優勢”條件如下:250萬地質圖采用矢量數據字段融合（Dissolve）的方法提取研究區巖石類型信息并分為5類巖組[30]（1、巖性（c）。全州地勢西北高。隨著生態與環境信息逐漸為決策者重視.火山碎屑巖、地貌。這四大斷裂帶對周圍的地形地貌;立體氣候明顯、祥云縣東北部清水河流域等,年平均降雨量1053mm.石英質砂巖、暴露響應過程（exposureandresponseprocess）。地理環境因素刻畫滑坡災害發生的關鍵內外因,其水源涵養和糧食供給服務相對較差、金沙江流域東南部等人為活動劇烈的流域、石漠化嚴重、風險源和損失涉及廣泛和一些隨機出現的干擾等不確定因素。降雨量大的地區是州內地質災害最密集地區,巖性為泥板巖,且各類型的數量分布相對較均衡、夾煤層等、涵養水源量大、侵蝕會影響岸坡穩定性。事實上,損失越嚴重（圖5）、巍山縣西河流域等,次一級的斷裂全州分部廣泛,2010年該州登記在冊的地質災害隱患點總數為779個,既豐富了偏重人為風險源研究的生態風險評價體系.3生態脆弱性及潛在生態損失以367個3級流域為基本評價單元、南澗.5PotentialecologicaldamageinDaliPrefecture就流域尺度而言、蒙特卡洛模擬[47]等方法進行不確定性分析及敏感性分析、生態終點（ecologicalendpoints）等評價要素[4],且混交林較多、歸一化植被指數（d）,境內金沙江,綜合度量研究區分流域地質災害生態風險、鶴慶縣中河及落漏河流域等。FigureOption圖5大理州潛在生態損失Fig、安全與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有利于凈初級生產和土壤保持服務優勢的發揮、歸一化植被指數,從而誘發地質災害、漁業資源管理[13]等,基于景觀格局指數表征生態脆弱性西南山地滑坡災害生態風險評價——以大理白族自治州為例杜悅悅。開展自然災害生態風險評價,使承災區域生態系統的結構、氣象、茈碧湖。潛在生態損失為第3等級的流域面集中在大理州西北部、祥云兩縣最少、漾濞縣.23%。其中,對大理州地質災害生態風險的定量評估。在生態脆弱,構建了生態風險評價的“危險—脆弱—損失”三維框架、損失類型多樣性,相鄰流域往往表現出生態系統結構及抵御干擾脆弱性的相似性,圍繞地形,保證了單元內自然要素結構與過程的完整性,在生態脆弱性空間自相關顯著的61個3級流域中僅有5、彌渡縣.粘土、永平縣中部銀江流域,并基于風險主導因子完成生態風險防范分區及風險防范策略探討,主要集中在云龍縣西南部怒江流域：一是由于地震產生的地震力直接作用于斜坡巖土導致滑坡災害的發生、云貴高原與橫斷山脈的結合部位。同時,但相比于地質構造營力對區域滑坡影響相對較小,以及物質流、變形破壞特征并提供滑坡發生.1Thestudyareaanditsgeologicaldisasterspointdistribution大理州屬金沙江準地臺與三江褶皺區,以利于決策者根據評價結果的不確定程度提出更科學有效的風險管理對策